胡适苏俄观的演变
一、拍手高歌“新俄万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五四前后，一股“苏俄热”在中国兴起。
对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当时在美留学的胡适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二月革命的成功使胡适认为“俄国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事，不可不记。”他还欣然赋词一首：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对新俄的热切希望，是寄托在俄国走自由民主之路的基础上的，但随后的十月革命则使俄国走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十月革命的赞赏不同，胡适对十月革命没有太多的直接评论，自由主义与实验主义立场使他对苏维埃俄国这一新生事物保持了审慎的观察态度。
1920年代，受军阀混战时局的压迫和“革命”风潮的影响，注重点滴改造的胡适不时流露出与其稳健立场不太一致的“抗争”意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传单被捕，胡适激于义愤，在《“权威”》诗中写道：“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我们要造反了！’”不久，胡适又在《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中称赞四烈士是“英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干了些什么？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胡适直接套用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来行文，显见其思想受世风影响之一面。
1921年“双十节”，胡适甚至直接喊出了“革命”的口号：“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1922年，胡适虽倡导“好政府主义”，但他又说：“可改良的，不妨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见，当“恶势力太坏”或和平改良毫无希望时，胡适并不完全拒绝革命。
胡适渐进思想中的“激进”趋向，成为他持续关注苏俄的内在心理依据。
1919年，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的“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在2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他们还是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1922年5月胡适与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一起商议“好政府主义”，他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对此，陈独秀在1923年的《前锋》上撰文回应，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因而提议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
这一时期，胡适还毫不避讳地与苏俄来华的官方人士进行接触，他与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以及伊凤阁等人关系不错，还与为共产国际提供报告的俄共党员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有所交往，又与原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编辑、远东电讯社驻沪记者、“俄国鼓吹机关代表”霍都洛夫久谈中国政局，认为后者的观察“颇不坏”。胡适与苏俄人的交往与态度赢得了越飞的好感，越飞一度称胡适是“我们的朋友”。
二、莫斯科之行与“新的兴奋”
由于与苏俄日益“趋近”，胡适拒绝加入1925年知识界的那场“联俄与仇俄”问题的讨论，并以实验主义立场批评许多学者在“反赤化”问题上的“武断”。1926年前后，胡适个人的思想亦逐步由个人主义向民族国家立场转变。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
循此思路，胡适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对S.H.主义的欣赏。胡适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主义的流弊，强调S.H.主义是对个人主义进行补救的好方法，并誉之为时代的潮流。胡适对S.H.主义运动的发展表示了惊讶与乐观，正式宣告：“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S.H.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胡适对S.H.主义大加赞誉，并将其归入“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为他随后的苏俄观感定下了基调。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经莫斯科，停留了三天。他先后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还与于右任、蔡和森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会谈。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使胡适对苏俄发生了极大的好感，他对苏俄有计划的政.治.、教育和苏俄人努力奋斗的精神称赞有加。
他谈到，苏俄人在“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对于胡适一直耿耿于怀的苏俄的“狄克维多”（拉丁文的音译，意思是“独.裁.官”——编者注）制度，梅里姆向他解释说：“苏俄虽是狄克维多，但他们确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S.H.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维多过渡到S.H.主义的民治制度。”听了这番话，胡适竟表示“此论甚公允”。胡适由此感叹：“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胡适表示这就是他的“新的兴奋”。
胡适对苏俄的“新评价”使他的朋友们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与徐志摩、任鸿隽、徐新六之间一场小规模的争论。然而，此时的胡适，已“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可见莫斯科之行对他触动甚大。
胡适对苏俄的称许立基于其实验主义立场。他在致张慰慈、徐志摩等人的信中一再强调：“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苏俄的大规模建设与实验触发了胡适对中国国家崛起的信心与幻想。其情境正如徐志摩所言：“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
此外，胡适泛化的“西方”观念也影响了他的苏俄观感。在胡适思想的前期，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他心中的‘西方’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区别美英模式、苏俄模式甚至日本模式，尽管他内心世界的理想模式是‘美国经验’。他心中的‘西化’模式指一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包括不在欧美的日本），它们对中国来说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正是从这种“泛化”或广义的“西方”观念出发，在胡适那里，学习苏俄实质上就是学习西方，而且是“最新”的西方，经梅里姆“苏俄的专.政.可经教育转化为民主”观念的点拨，胡适认为，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三、对苏俄的欣赏达到巅峰
离开莫斯科后，胡适对S.H.主义及苏俄的“新的兴奋”并未立刻扫除。在西去的火车上，俄国外交委员罗森斯坦告诉胡适，英美虽尊崇自由但表里不一，而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名副其实，胡适认为“此言却甚有理”。
1926年10月，胡适在英国专访罗素，罗素旧调重弹，认为像中国这样农业落后的国家，民主制度实不相宜，倒是苏俄的Dictatorship（专.政.）最适用。胡适表示，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则说，那只好牺牲一点了。胡适听后虽觉“奇怪”，却表示“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出于对S.H.主义和民族自立的向往，胡适对苏俄的“专.政.”保持了相当限度的“容忍”。随后，在英国的一系列演讲中，胡适反复强调说：S.H.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S.H.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S.H.主义的世界”。
1927年，胡适在美国的考察中注意到，美国社会“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可见”，美国社会似乎也在朝着他心目中的“S.H.主义”方向走。向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胡适对S.H.主义如此高度推崇，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胡适的基点是将S.H.主义纳入西方文明的范围，他的立场仍不脱自由主义。
1930年代前期的胡适继续保持着对S.H.主义和苏俄的欣赏。1930年9月，胡适在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有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亡友，李大钊先生位居首位。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他称颂“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拟了。”
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胡适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成“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在他主政的《独立评论》上，亦不时有认同和肯定苏俄建国的文章发表。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英文讲演，正式提出了“S.H.主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他指出，俄国大革命使西方文明的许多基本制度遭受了重大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全面的怀疑，人类的文明将何去何从呢？胡适明确表示：“我们若把这些S.H.主义、G.C.主义运动看作是并非外在于西方文明的异己成分，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是完善其民主理想的逻辑必然，只是对其早先有点过于个人主义的民主理念的补充，不是更合理么？”
至此，从自由民主立场出发，胡适坚持认为苏俄与西方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甚至在平等领域超越了西方国家，胡适对S.H.主义的欣赏达到了巅峰。
可见，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胡适对S.H.主义和苏俄并无批评之意，反倒认为S.H.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对西方个人主义、民主理念的纠偏与补充。
四、与苏俄渐行渐远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同时也暴露了苏联政.制.之内在缺陷。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对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出现的对自由与人权的破坏、对民主与法制的践踏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失望与不满。
1937年，胡适写道：“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
此外，1930年代后期苏联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其无视他国利益的军事与外交行动也加速了胡适与苏联的疏离。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苏军对波兰的进攻使胡适由失望而愤慨。他在日记中指出，苏联的军事行动是对波兰赤裸裸的侵略，其行为与德国无异，“可以使欧战完全变更性质！”
恰在此时，胡适的导师杜威出版了《自由与文化》一书，以其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包括德国和苏俄在内的一切极.权.主义。很可能受杜威著作的影响，胡适在1941年于密西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解读为“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是“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战争”。这种“民主与极.权.”对立的二元政.治.模式成为此后他批评苏联、观察世界局势的基本理路。
由此开始，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
在此后的一系列讲演和文章中，胡适公开批评苏俄的极.权.政.治.。1947年8月，胡适抨击俄国大革命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并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胡适批评苏俄领导集团“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并坚信“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
1948年，胡适继续批评苏联缺乏政.治.自由。他说：“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看见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此外，《雅尔塔协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使胡适对苏俄的侵略行径异常愤怒。他在致周鲠生的信中写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但是雅尔达（即雅尔塔——编者注）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的东三省的被拆洗……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胡适对苏俄的强.权.政.治.极度失望：“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自己绝大的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
不过，1940年代胡适对苏俄政制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S.H.主义的彻底抛弃。1947年，胡适仍然强调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理想目标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程度”。虽然避开了“S.H.主义”字眼，但联系胡适此前的言论，二者在他那里意思等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升温和对苏俄的批评加剧，胡适最终抛弃了他一直追寻的“S.H.主义”梦想。
1953年，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时指出：“Hayek此书，论S.H.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为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S.H.主义是民主运动的逻辑发展）。近十年来，我渐见此意之不是，……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信条乃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各种S.H.主义的信条。”
二战后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及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使胡适完全否定了自己“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的说法。1954年，胡适对自己当年表达的“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S.H.主义”的观点表示“公开忏悔”。他指出：“我们可以说：现在抛弃S.H.主义而归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很普遍的趋势。”就这样，对S.H.主义一度钟情的胡适，在美苏两级对峙的世界格局影响下，最终回归其自由主义立场。
五、结语
苏俄与S.H.主义潮流对近代中国各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受此影响，胡适对苏俄始而逐步“趋近”，继而被“强烈吸引”以致一定程度地“激进”与“左倾”，最后终因苏俄政.治.体制内在缺陷的暴露及其对外的扩张行径，促使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并在1950年代放弃了对S.H.主义的梦想。
胡适的苏俄认知虽然始终以其自由主义思想为立足点，但S.H.主义则是他多年关注苏俄，并对苏俄寄予厚望的重要因素。胡适苏俄观之演变，反映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S.H.主义的交错与纠结。
